戰場

（星期四，26.8.2010）

初初進到機構工作的時候，我對「價值之戰」，「文化救贖」這個說法，覺得很虛。
敵人在哪裏? 為什麼而打的戰爭?
要打的價值是什麼? 救的是什麼文化?
要打出一個怎麼樣的結果來?
在辦公室對住電腦，可以打怎麼樣的仗?

不進到實際的場景裏，是很難發現的。

※    ※    ※

一天跟同事到一間中學，協助一個培訓老師的工作坊。
完成之後，老師分享現時學校面對的問題。

「同學們對學校有意見，卻不在學校說真話。他們到 facebook 大唱特唱，這個對學校和老師都有傷害。」
「我們寧願同學在我們面前說盡最難聽的說話，也不想他們在外面說。」

離開學校，和同事談起這個問題。
青年人不會在學校說真話的關鍵，不是因為老師不給機會，而是老師不會接受。
聽了，一定會反駁，不會去嘗試了解背後的原因和深層意義。
正如有哪個員工會大大聲在全體會議上力陳公司的不是呢?
老師在校長面前，想來也不敢吧。
很多老師還不是跟學生在做著相同的事情。

問題不在於「他們怎麼不回來說」，
而往往是「怎麼你們不走出去看」。

這次的工作坊，我們發現，很多站在最教育最前線的老師，真的不知道現時青年人最喜歡甚麼人、甚麼事。
而當中又以中年以上的老師居多。
換個角度說，與其說問題在於青年人變得怎麼不濟，不如說成是老師怎麼跟他們的對象如此脫節。
在書本上，老師的知識很多；
但講到應付溝通、處理關係、應對社會現狀，其實老師並不見得很高明。
正如首領說的：「現在的青年人，你不要以為他什麼都不知道；不像以往的我們，在資訊那麼發達的時代，很多事情，他們根本已經有處理的方法，更重要是他們甚至已經知道你有沒有料去明白他們所說的。」

青年人欠缺的，往往是人生經驗的累積和價值觀的自我認知和建立。
但這件事，一些老師欠缺了解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的脈搏作為基礎的那種熱誠，於是不可能明白學生為什麼會有某種想法。
「坦白說，很多老師入行，原本都是源自穩定的收入和晉升機會。」同事解釋。
「但是這份工作，面對的對象本身就很不穩定，」我說。「這一代的青年人，思想的廣度完全超出他們的知識範疇，他們怎樣去建立學生的生命呢?」是啊，連對話的知性平台都不存在，談個屁呢。

我明白，老師是有他們的難處。他們工作繁重，要達到工作的要求已經不容易，哪裡去玩這些所謂的「旁枝」呢。有一位老師說，他一天處理四個電郵地址的信，根本沒有時間開 facebook。連 facebook 都沒有開，你想聽真心話，卻不找門路，是不是等死呢?

「這畢竟是制度的問題。」同事說。「這種教育改革，幾乎要了老師的命，他們哪有空間去處理學生的溝通呢。」

當然，制度除了是教育改革，還何其多呢。標榜競爭力的社會文化、甚至是磨人的生活開支、住屋的問題，都可以是遠因。事實上，如果不是生活多艱，老師當中就不會有那麼多除了職位和待遇，就甚麼動力和熱情也沒有的老油條。

「或許有很多人以為他今天賺的那份人工是因為他的身份。其實我並不這麼認為。」我說。「他今天的那份人工，就是要求他在這種制度的牽制下，仍然努力想方法跟學生相處同行。這是很困難的，但也就是要給你這種待遇的理由。」

一時間，我們明白學生、老師，其實乘在同一條船，面對相似的困境，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掙扎而已。困局來自制度，而制度是來自施政者的價值觀、世界觀。想到這裏，你才突然明白，真正要對抗的「價值」（簡而言之也許是非人化的生活價值）在哪裏，有哪一些「文化」（簡而言之是人本社會）需要拚命保住。因為他們都直接決定社會走向，決定政策，繼而決定你的生活模式。

如果你想指責學生，你固然是指錯了；
如果你想指責老師，你更加冤枉人了。

K說，「我們只有社會問題，沒有青年人問題。」

此言得之。